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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震著作集·阳明学系列”后记

值次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我的“著作集”四书之际，需要写篇总的《后记》，讲一下这几本书的成书过程以及修订情况。

1982年我在复旦哲学系攻读中哲硕士学位时，就开始从事阳明学特别是阳明后学的研究，至今正好是40年。1980年代末进入日本京都大学博士后期课程，更是将精力集中在阳明后学研究领域，并以此为题提交了学位论文。此后经过翻译、修订、增补的漫长过程，同名博士论文《阳明后学研究》终于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3），迄今将近20年；十余年后又经较大幅度的修改增订，同在该社刊行（2016）。若再加上《明末清初劝善运动思想研究》（修订版）在该社的出版（2016），可以说，我的学术著作跟上海人民出版社有着很深的缘分。这次该社推出我的“著作集”，以“阳明学系列”命名，收入四部有关阳明学的研究著作，于我而言，这是莫大的荣幸，也是对自己40年来学术研究生涯的一个总结。

《阳明后学研究》（以2016年增订版为例）共分九章，主要以人物个案研究为主，涉及王龙溪、钱德洪、罗念庵、聂双江、陈明水、欧阳南野、耿天台，其中，念庵和双江是从旧著《聂豹·罗洪先评传》（2001）中抽出，龙溪、德洪、天台三章则在日本留学时已作为单独论文发表，这些人物个案的研究在当时大陆中国哲学界尚属首次。只是王龙溪一章的研究偏重于其思想与道教的互动问题，未涉入其心学理论本身，这是由于序章“现成良知”和第一章“无善无恶”（先后发表于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4期，商务印书馆2000年；《中国学术》第13期，商务印书馆2003年）这两章不同于人物个案研究而是以问题史考察为重点，几乎就是以龙溪思想为核心而展开的。自龙溪指出“先师提出良知二字，正指见在而言”，“见在良知”或“现成良知”的问题便成为王门争辩的核心议题，形成了各种王门良知说，而龙溪推演阳明晚年“四句教”而得出“四无说”的观点，更是在王门以及晚明思想界引发了聚讼纷纭的激烈争辩，可以说在阳明学的发展史上，龙溪思想是理解阳明学的重要参照坐标，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此次收入“著作集”，删去附录“心学道统论”一文，新增“王时槐论”一章，该文原是《聂豹·罗洪先评传》中的附论，也应算作当时研究阳明后学的成果之一。

在《阳明后学研究》出版同年，学林出版社刊出我的另一部书《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1522—1602》，为配合本“系列”名称，特将“明代知识界”改为“阳明学时代”。在该书初版《后记》中，我曾说这本书其实是我研究阳明后学的“副产品”，这是实话。但正由于是“副产品”，所以不免受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原始文献资料尚未大量刊行出版的局限，迫使我的资料收集采用了近乎“手工业作坊”的方式，全靠平时跑图书馆得来，虽不至于“上穷碧落下黄泉”，但确实做到了“动手动脚找材料”（傅斯年语）。然后通过阅读整理，累积起数十万字晚明士人社群（以王门为主）推动讲学活动的资料，才有上述《系年》之作。时过境迁，21世纪的当下，不仅明代文献的整理出版有了爆发式增长，而且可以凭借电子人文技术，坐在电脑前就可从各种文献资料库瞬间获取大量的古籍文献资料。在如此优越的条件下，按理对这部旧著应作全面的修订，然而近年来科研教学等各种事务缠身，其压力之重，想必在学术圈内者可以谅察，这导致我根本无法抽身进行修订。幸运的是，素昧平生的江苏师范大学兰军博士热衷于明代讲学活动的研究，经人介绍，他自告奋勇承担了《系年》的全面修订工作，并新增了近8万字的材料。所以在此必须郑重地向兰军博士表示衷心感谢！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兰军博士新增部分大多是根据“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等新出的各种标点本进行收集整理的，与我的原著主要使用原刻本不同。

《系年》一书关注16世纪20年代以降八十年间，以阳明后学为主的士人社群如何积极投身社会讲学的活动状况，而这场讲学运动具有跨地域以及超越身份限制的特征，通过儒家精英的这些讲学活动使得儒家经典知识得以转化为士庶两层社会都能普遍接收的常识，加速了儒学世俗化的转向；同时也使我们发现那些心学家投身讲学表现出某种宗教传教士一般的热诚，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在他们的观念中，有必要重新接续孔子“席不暇暖”从事讲学的思想精神，而儒家讲的“万物一体之学”更有必要转化出“万物一体之政”，并通过“政学合一”的互动方式来推动社会秩序的重建。质言之，阳明心学倡导个体精神的自我转化只是初级目标，通过自我转化以推动社会转化，并使这种双重转化得以同时推进，以实现社会转化和秩序安定，才是心学理论乃至儒家思想应追求的终极目标。

《泰州学派思想研究》（收入吴光主编“阳明学研究丛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原书名无“思想”两字）是我研究阳明后学的最后一项计划，至此，我对阳明后学的三大板块：浙中、江右、泰州的研究，总算告一段落。绪论“泰州学派的重新厘定”对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所设立的思想标准进行了批判性反思，指出黄宗羲一反其设计六大“王门学案”的标准——即以地域出身和师承关系为设准，在“泰州学案”的设定中，他将出身地域不同、又无明确师承关系的一些人列入“泰州学案”，遂致整部“学案”成了一锅“大杂烩”，李卓吾且不论，因为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完全无视他的存在，姑就泰州学案所列的赵大洲、耿天台、管东溟、周海门等人物思想来看，他们何以跟王心斋开创的泰州学派有关是令人怀疑的。在对“泰州学案”作出重新厘定之后，我将视角集中在王心斋、王东厓、王一庵、何心隐、颜山农、罗近溪六人身上，着重探讨了心斋和近溪，其中心斋虽只占一章，然此章篇幅长达全书三分之一强，近溪一章大约占了四分之一，这是从《罗汝芳评传》（2005）中抽出的。趁此次新版，增加一篇前年所作《“名教罪人”抑或“启蒙英雄”？——李贽思想的重新定位》（《现代哲学》2020年第3期）一文，庶几可为泰州学派研究画上句号。尽管李贽算不上泰州学派中人，然通过对其思想的定位，或可为我们重新观察泰州学派提供另一条思路。我的看法是，骂李贽为“名教之罪人”（于孔兼语）、对泰州学人作出“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黄宗羲语）这类“定谳”式的判语，这不过是儒家精英对活跃于底层社会的民间儒家学者所显示的一种傲慢，并不意味着泰州学人真有反儒学、反传统的所谓“启蒙精神”。

《〈传习录〉精读》是我1999年为博士生开设“传习录精读”课程的讲稿，后经反复讲述和文字修订，由我校出版社刊行于2011年。不知何故，出版之同年便连续印刷四次，此后由于所谓“电子书”悄然上市，该书就再也没有了加印或重版的机会。其实，这部讲稿并不算通俗性读物，尽管在讲述时需要考虑基本知识的普及，但重点却放在对阳明心学思想体系的深入解读，因而打乱了《传习录》文本条目的次序，将其纳入到阳明学的思想结构中进行了重新组合，目的在于揭示阳明学的义理构架及其思想内涵。因而题名中的“精读”只是意指通过对《传习录》的深入解读，以展示阳明心学的哲学意义及其所蕴含的“问题”。此次收入“著作集”，另增两篇近年写的文章《论王阳明“一体之仁”的仁学思想》（《哲学研究》2017年第1期）和《作为良知伦理学的“知行合一”论—— 以“一念动处便是知亦便是行”为中心》（《学术月刊》2018年第5期），以图本书的阳明学研究得到进一步充实。

以上四书收入我的“著作集”之际，未作任何文字的修订，新增几篇附录及相应的篇幅调整，已如上述。各书的文字校对则由苏杭博士后、郎嘉晨、崔翔博士生以及范旭和曹宇辰硕士生代劳，对于他们的辛苦付出，我要表示感谢！虽然各书原有的《后记》被一并取消，但其中写下的“鸣谢词”则永远有效。最后衷心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原社长、现任上海市社联党组书记王为松先生，承其关爱，本“著作集”才得以问世；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赵伟、任健敏等编辑朋友，使我很荣幸能将自己近四十年来的阳明学研究之成果奉献给广大读者。

吴震

2022年11月18日